□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《尚书》，有些篇有传世本，但文句、篇题多有差异，还有多篇前所未见的佚篇。清华简的出现，有可能使有关《尚书》和中国古史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得到解决。

  □周文王临终遗嘱《保训》，要求太子遵行中道。此理念承自先周，后得以发扬光大，影响中国历史数千年，意义十分重大。

  □武王乐诗首次面世，证明《西伯戡黎》中的“西伯”不是周文王而是周武王，推翻了《史记》、《尚书》大传等典籍中的说法。

　□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，《乐经》已经全部亡佚，武王乐诗对研究《乐经》有重大意义。

■本报记者 杨桂青

  有学者说，历史是笔糊涂账。

  凭谁辨，是非曲直？

  也有学者说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

  算只有，雾里看花。

  近期，在清华大学，一批被当代历史学家命名为“清华简”的战国竹简，注定了在其“出生”大约2300年后，将“洗去”一些历史的“铅华”，“清算”一些历史的“糊涂账”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也应运于2009年4月25日成立。

  该中心主任、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说：“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。”

  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说：“对竹简的研究，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形成，可能具有我国古史重建的价值。”清华大学把对竹简的研究和保护看作学校建设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、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突破口。

  为古史补白　“读起来太激动了”

  晚清学者王国维1925年7月曾在清华作过一次讲演，题目是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》，开头即说:“古来新学问起，大都由于新发现。”

  清华简就属于这样的“新发现”。

  清华简的释读开始于今年3月份，“由于清华简数量庞大，文字难释，又经过流散，需要缀合、排比、释读，整理任务肯定是沉重和长期的。目前还不能全面系统地介绍清华简的内容，”李学勤说，“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，在初步读释过程中，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，有些可以说是惊人的。”

  这些发现令学者们兴奋不已。“读起来太激动，读的时间长了实在受不了！”李学勤说。

  很多“此道中人”，会对李学勤的幽默心领神会。

  据李学勤介绍，清华简的性质是书籍，且大多与历史有关。如果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，有的属于经部，但其内涵仍是富于历史价值的。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，如著名的郭店简、上博简以儒、道著作占多数不同。李学勤强调，在这批简里，《尚书》占到很大一部分，另外还有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内容。这批竹简是在2008年7月，受校友捐赠，从境外抢救入藏的，共2388枚。受清华委托，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、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，认定这批竹简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05±30年，即战国中晚期之际。

  发现多篇《尚书》佚篇　“其重要性确实难以估计”

  王国维提到，“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”有两次，“一为孔子壁中书，二为汲冢书”。孔子壁中书，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，《古文尚书》即出自孔子壁中。汲冢竹书，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，其中最重要的，是魏人所撰史书《竹书纪年》（以下简称《纪年》）十三篇（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）。这两项“最大发现”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，都在学术史上造成了重大影响。

  但是，不管是《古文尚书》还是《纪年》，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。《古文尚书》在东汉已经散佚，东晋时梅赜所献，唐代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所收，如今见于《十三经注疏》的，前人已论定是“伪古文”。《纪年》同样于唐代散佚，明以后整本流传的所谓今本《纪年》，如王国维等先生论证，也是伪书。朱右曾、王国维等学者辑录的古本《纪年》，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。这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。

  “今天，幸能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《尚书》和近似《纪年》的史籍，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。有关《尚书》、《纪年》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，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。”李学勤说。

  据李学勤介绍，《尚书》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，列于经典，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。秦代焚书，禁止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，《尚书》大多佚失。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《尚书》，有些篇有传世本，如《金滕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顾命》等，但文句多有差异，甚至篇题也不相同。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，在传世本里没有，或虽见于传世本，但后者是伪古文，如《傅说之命》，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《说命》，和今天流传的《说命》伪古文不是一回事。

  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，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，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，下到战国前期，与《春秋》经传、《史记》等对比，有许多新的内涵。特别要指出的是，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，都很像《纪年》。李学勤说：“《尚书》和类似《纪年》的史书，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，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，其重要性确实难以估计。”

  读出文王遗嘱　“确实是惊人的”

  李学勤等人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是《保训》。该简书原来没有篇题，《保训》为据篇文试题。《保训》是周文王的临终遗嘱，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，要求太子遵行一个思想观念——“中”，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，即中庸之道。中道理念承自先周，后得以发扬光大，影响中国历史数千年，意义十分重大。

  《保训》全篇一共有11支简，每支22至24个字，其中第二支简上半残失，还没有找到，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。这些简的长度只有28.5厘米，字体也有点特别，所以容易引起注意。

  李学勤说，这篇简书完全是《尚书》那种体裁，开头说：“惟王五十年，不瘳，王念日之多鬲（历），恐坠宝训。”大家知道，古代能在位50年的王只有周文王。因此，这里的“王”指周文王。

  简中第一件史事是关于舜的，文王说：“昔舜旧作小人，亲耕于历丘，恐求中，自稽厥志，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。厥有施于上下远迩，迺易位迩稽，测阴阳之物，咸顺不扰。舜既得中，言不易实变名，身滋备惟允，翼翼不懈，用作三降之德。帝尧嘉之，用受厥绪。”

  这段话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。舜出身民间，能够自我省察，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。他在朝廷内外施政，总是设身处地，从正反两面考虑，将事情做好。这使我们想到子思所作《中庸》所载孔子的话：“舜其大知也与！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

  第二件史事是关于微的。微即上甲，是商汤的六世祖。文王说：“昔微假中于河，以复有易，有易服厥罪。微无害，迺归中于河。”这里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。王亥与上甲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，在甲骨文发现后，王国维等学者从《周易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纪年》等文献中钩稽出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：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进行贸易，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，将王亥杀害，夺取了牛车。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，战胜有易，诛杀了绵臣。

  周文王所说微的“假中”，是什么意思还需推敲，但按《保训》，微由此把“中”“传贻子孙，至于成汤”，于是汤得有天下。和上面讲的舜一样，“中”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，这是《保训》篇反复强调的。

  又发现武王乐诗　“惊人地想象不到”

  李学勤先生在4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又介绍了清华简释读的一个最新发现。

  他们在释读过程中，发现了周武王时的乐诗，“更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。”李学勤难掩兴奋。他说，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，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出来，但基本上已经完整了。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（qi）国，得胜回到周都，在文王宗庙举行“饮至”典礼。周武王八年在伐商以前，处于商朝末年。耆国就是现在山西的黎城，位于太行山西边。这一历史事实见《尚书·西伯戡黎》。过去的历史研究认为，征伐耆国的“西伯”是周文王，《史记》、《尚书》大传等，也都持同样的观点。

  到了宋朝，特别是南宋的时候，开始有学者怀疑，耆国太靠近商朝的首都了，文王怎么能打到这么远的地方呢？因此有人提出“西伯”应为周武王，但这种说法从来没有成为学术界的主流。李学勤经考证得出，“西伯”其实就是周武王。

  “舆论大哗！”李学勤不觉笑了起来。

  这是清华简“算清”的又一笔“糊涂账”。

  据李学勤介绍，这篇简书所记载的史实是，周武王的部队打了胜仗班师回朝，周武王举行“饮至”典礼，欢迎凯旋的两个弟弟周公和毕公，周公是指挥作战的，毕公是冲锋陷阵的。典礼参加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有周武王、周公、毕公、召公、辛甲、作册逸、师尚父等人，绍公与武王的关系还搞不清楚，但应该是同辈。辛甲是周的大夫，作册逸是史官，师尚父是姜太公。

  典礼中要饮酒赋诗。周武王首先劝酒，先劝毕公，再劝周公。

  周武王致毕公的诗如下：

  乐乐旨酒，宴以二公，

  任仁兄弟，庶民和同。

  方壮方武，穆穆克邦，

  嘉爵速饮，后爵乃从。

  大意是说，这是喜乐的美酒，宴请二公。兄弟仁爱，民众和谐。非常威武，克服了敌国。这杯好酒，你快喝了。喝完之后，再斟一杯。

  接下来是周公致毕公的诗：

  英英戎服，壮武赳赳，

  毖精谋猷，裕德乃究。

  王有旨酒，我弗忧以浮，

  既醉又侑，明日勿修。

  大意是说，穿着英武的戎服，显示出雄赳赳的气魄，您很谨慎，而且精于谋略，德行深广。王有美酒，我们喝酒。醉了再喝，明天不需要我们穿戴整齐。

  李学勤说：“这在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发现。竹简的后面一段，让人更兴奋，惊人地想象不到。”据简书记载，喝酒过程中，周公端起酒，还没有喝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蟋蟀的声音。所以他作了一首较长的诗，比《诗经·唐风》中的《蟋蟀》读起来就古老多了。可以肯定，《唐风·蟋蟀》是从这首诗变来的，这实在令人想象不到，可是两首诗思想不同，文句也不一样。《唐风·蟋蟀》是讽刺诗，讽刺晋国的晋僖侯（周宣王时人），歌咏的是出征的人太劳苦，没有得到好待遇。清华简中的这首诗歌咏的则是，出征夺取胜利是不容易的，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，还要随时准备战斗。以竹简的内容看，这首《蟋蟀》是周公所作。

  李学勤说：“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，又有文学意义，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。”同时，它对音乐史也是很有价值的。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，《乐经》已经全部亡佚，甚至有人怀疑，《乐经》本来就没有“经”，只有一些乐谱。但这篇竹简中每首诗前都有“作歌一终”的字样，表明既有乐又有诗，因此无论对文学史，还是对音乐史，“这一发现都显得有重要性”。

  不是儒家的　“是所有人的”

  “虽然已有几个月了，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。”李学勤说。

  大概，读简也能读得“情到浓处”吧。

  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曹雪芹的这句话大概能道出李学勤等人的痴迷吧。

  痴情更在视野宽广处。

  “我们的工作成果，最主要的不是我们写什么论文，而是整理报告；写整理报告目的不是给出什么结论，而是提供再研究的基础。”李学勤说，“清华简不是属于一个单位、一个学校的，它是属于所有人的。”